孙振江,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书画院研究员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1988年至1990年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,师从刘大为,王天胜等多位老师,并多次受到朱理存,陈钰铭,何海霞等名家的指点。受家庭熏陶,自幼酷爱美术,六十年代少年时期更有幸受到黄胄大师的指点教诲,每次见到黄胄先生要求最多的就是每天坚持画速写,在速写中找灵感,并夸奖其速写很有灵气。七十年代又先后受到了李天响,赵友萍等多位名家的悉心指导。

 

淡泊明志 真水无香
——孙振江和他的新文人画艺术

■ 贾德江

 在当代中国画坛,孙振江无疑是一位有着鲜明风格的人物画家,也是一个戛戛独造、极具才情的人物。他的人物画迥异于同代画家的人物画,既不一味求古,蹈入传统文人画窠臼,也不一味求新,流于跟风逐潮的类同,而是亦古亦新,气韵生动,解衣般礴,充满活跃的生命力和精神气象。


  他清瘦、寡言,生性好艺喜静,不尚浮华,为人笃实,至真至诚,为艺笃志,心无旁骛。他安于京城一隅,乐于翰墨丹青,有“糟糠”贤妻相伴,只在毫楮之间做他的笔墨文章,纤尘不染,淡泊明志。然而,他的那种平易与平和,他的那种专注与自信,那种得意与谦恭,连同他那精湛的笔墨、坚实的造型、非凡的意境和涉笔成趣的画风,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,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隐者的风范,一个大智的灵魂。他用他的智慧托举着华夏文明的厚重,他用他的才华弘扬着文人画传统的精髓,他用大半生经历乃至全部心血去接续中国画的优秀传统,去书写千古风流的人物,让传统人物画在他手中大放异彩。


  只要留心观察一下近20年来艺术活动的倾向,就会发现,在我们这个时代,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无法抗拒地趋向于变革创新。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状态,这就是日益觉醒和增长的个性自由和民主思想。这种思想就是当代艺术中创新冲动的根源,是一切艺术创造、语言表达和个人创造风格的基础,它表达了当代艺术的总体特征,只有自由才能发现和发展自我个性,才能孕育形态丰富的新生事物。在这一背景下,孙振江没有追随当代一些时尚的流派和运动,虽然他时而走进去,时而跑出来,说他住在其间或者说他游离在外,似乎都可以。因为他不曾完全把自己混同在时代的潮流之中,同样他也不曾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,在历史的进程中他的艺术方向同时代保持一致,但在具体的个人艺术追求上,他甚至没有同路人,只是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。应该说,这是我们伟大而宽容的时代赋予他艺术创造的自由。


  孙振江的艺术表明,他是传统的守护者,倾心于古典文化的魅力。他不仅从传统的角度切入古典人物画的题材,而且同传统文人画有着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继承关系,在最基本的艺术观念和创造方式上保持着一致性。它们的一致性至少有以下四点:一、创作出于缘情言志,抒发性情感受,也是学识品格的写照;二、讲究笔墨,在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上,寻求个性化的样式;三、创造诗书画的意境,摒俗求雅;四、作品主题是出世的。然而,孙振江并不是对传统死守不变、抱残守缺的艺术家,他有恋旧怀古的一面,也有求新变革的一面。他的求新,不在于取材的罕见,不在于施耍“特技”,亦不在于故弄玄虚的新奇变幻;他的变革,不是那种游戏笔墨的“玩味”,也不是那种偏好市井味的情调,更不是颓败与委顿的酥软画风。而是立足于传统,源于绘画,源于书法,在文化传承中滋生,在艺术创造里成长,以文学、美学、哲学为支撑,追求的是传统文人画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形态。这种新形态仍是出世的主题,更多一些入世的功能;仍是传统的笔墨,更多一些现代艺术的手段;仍是缘物抒情,更多的是当代人的心态和时代气息。由此,孙振江的作品与传统文人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,冠之以“新文人画”则是名副其实,最为精当。


  他的“新”就新在它不是传统文人画的重复,不是似曾相识,不是陈陈相因。它讲究自己的发现、自己的表述方式、自己的笔墨符号和自己的风格,讲究独辟蹊径、独有灵奇、独到之处。这是具有个性、胆识、天赋和创造力的人,经过一生的努力方可驾驭,是一生修养和修炼的结果。

  观孙振江的“新文人画”,无不为其精神意气所动。如同大写意花鸟画家一样,孙振江每次面对案前白纸,从不起稿,只略作沉思便提笔直书,落墨为格,洋洋洒洒,自然天成。他讲究用笔用墨之情趣,既有骨力,又见墨色风神;他注重生韵、生气、生动,不拘于外形毕肖,而是传其神,写其意,抒己情,好似徐渭晚年画《百花卷》题诗所云:“不求形似求生韵,根拔皆吾五指栽。”孙振江的最生动处就在那只紧握毛笔的手上,用自己的“五指”即笔墨技巧“栽”出人物的古意古趣。他把握整体胸有成竹,布局新奇,尤重整体气韵,但处理局部又能发挥笔端机趣,随情就景,潇洒生动。对孙振江来说,一幅画的整体气韵,较之景物位置和形象的准确与否更为重要,这正是传统画论谢赫“六法”所以把“气韵生动”放在首位的精要所在。围绕这一主旨,孙振江笔下的人物、笔墨、配景奇谲多变,错落有致,生机盎然,那种可觉察却难以言传的生动意态,既与表现对象属性相合,又为画幅本身所独有,实乃画家贯注于其中的精、气、神之外化。

  生动的韵致需要生动的笔墨来表现。观孙振江“新文人画”,无不为其笔墨精妙而称道。他的笔墨源于造型又离于造型,结构处严以定位,非结构处适当放松,有夸张,有省略,不是神而不似,也不是似而不神,而是强调笔墨的写意性,以“写”的方式于形似中求不似之似。不仅取之于写意花鸟画勾勒点一气呵成之法,而且综合了南线北皴且勾且擦且染的合二为一之长。他的笔墨注重“以书法演画法”,富于力度和表现力,用线劲健,用墨润泽,有浓淡干湿之别,有粗细起伏之变。以刚为主,刚柔相济;以放为主,放收结合;以动为主,动静相成;既具凛然豪气,又富可近之秀气。孙振江虽然喜爱写意的纵笔挥洒,但同时主张“草而能工”、“工而入逸”,认为艺术必须循序渐进,应由工细而进入粗放,正如善奔跑的人必然善于走路一样。这种强调先收后放、先紧后松的观念,和苏轼所说“始知真放本精微”是一致的。然而“工”并非一味求工,所工者必须进入“逸”的境界。“工而入逸,斯为妙品”(徐渭《与两画史书》),这里涉及对人物的造型、用笔、用墨、用色、动态、神情诸方面的要求,既需要相当厚实的写生功力和笔墨功力,又要“意从工出”,得自然天趣,超逸洒脱。体现在孙振江作品中的笔墨之美,正是“草而能工”、“工而入逸”的笔蒙墨养之补益。

  孙振江“新文人画”的感人之处,还在于他作品中所呈现的高古儒雅的境界。他描述的是古人对生活、对自己、对世事的态度,实际上是他寄情于此可以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理想和意愿,抒写自己的志向和情感。古代风情的构想,用不着受更多的拘束和限制,可以创造出更多清雅、旷达的氛围,古代社会和古代文人仕女也可以更为超脱而闲适,可以更加自由自在。所以他的画中没有山水花鸟人物的界限,或者说他把花鸟、山水融进了他的人物画中。因为所有生命都是大自然的主宰,都同样寄托着他的思想和情怀。《青山隐隐水迢迢》是一种思恋,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是一种感悟,《只留清气满人间》是一种品质,《佳人何事重感伤》是一种怜惜,《满园春色落新诗》是一种美好,孙振江的“新文人画”,有一种高尚,有一种学问,有一种营养,有一种情思,它是性情与学养的统一体,折射出画家的生命情意。由此,观者的心灵可以与往昔的情怀接通,可以与今日之感情交流,而以超然、达观、恬淡、安适的基调来松弛人们有时过于紧张的心理,而达到养心、畅神的感受。

  孙振江的“新文人画”无疑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,找到了王履所称的“立于前人之外”的突破口和着力点,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出新途径。他的艺术创新,显然不是断裂式的生造,因而绝少所谓轰动性的殊奇之作。他的出新之途全赖在扎扎实实的传统基础上,一步一步地从中开发突破,其中凝聚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与汗水,来源他多年的文化积淀、内在的功力、内心的感悟。他是在筛选古典文化,更是在打造新文化。因此,他的作品耐看、耐品,有滋、有味。我以为,在当代画坛,能达此高度者并不多见,能达此境界者也确非易事,务须功底扎实,根基深厚,博学多艺,且诚笃专一,锲而不舍,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倘若如此,终将蒂落渠成,金石为开,何有投机取巧者昙花一现之虑耶!

    2014年3月8日于北京王府花园

文化旅游版权所有